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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高粱》與張世家

　　《紅高粱》是我的作品，張世家是我的朋友，《紅高粱》和張世家之間有聯系。
　　1983年春節期間，我回高密東北鄉探親時，曾經跟張世家喝過一次酒。那時我己經在省市級的刊物上發表了大大小小的十幾篇作品，雖然口頭上不說，心里邊還是沾沾自喜的。那時張世家還在鄉政府當他的報道員，在高密東北鄉的地盤上也算個名人。我去找他喝酒，有探望當年的棉花加工廠老工友的意思，也有到他面前賣弄一番、討回些面子的意思，因為當年我們倆在棉花加工廠工作時，受虛榮心的支配，我明明小學都沒畢業，但對人卻說自己是初中畢業，我小學時的同學有的是張世家高中時的同學，張世家從他們那里了解到了我的底細，就當著許多人的面揭穿了我，使我有點兒無地自容。
　　張世家在高密東北鄉當報道員時有個外號叫張tao，我不知道這個字該怎樣寫，只好用拼音代替。這個字的意思在我們那兒就是胡吹瞎說的意思，但又不是撒謊造謠。這個字所指的行為還多少有一點可愛，老人說小孩子信口開河就是tao。叫張世家張tao，主要是指他干的工作就是tao的工作。那時候每個鄉鎮、每個機關、企業里都養著一個或幾個tao，專門寫文章，向大報小報和廣播電臺投搞，望風撲影地、添油加醋地、拔高夸大地報道當地的新人新事和干部的政績。據說這種tao文，對干部的升遷起著很大的作用。所以這些tao們在領導的心目中還是很有地位的。
　　張世家在高密東北鄉當tao時，他自己心里也是沾沾自喜的。批判tao業，那是后話。就在我去找他喝酒的前幾天，還聽說過一件關于他的事。過春節我們村里殺豬，張世家拿著鄉里發給他的一張豬下貨票，找到我們村的黨支部書記，說：老郭，給我弄套下貨。支部書記瞪著眼說：你是誰，來這里要下貨?張世家說我是張世家，我有鄉里發給的下貨票！支部書記說：你個張tao!回家吃你的下貨票去吧!支部書記把頂了張tao當成一大光榮滿村宣傳。我跟張世家一起喝酒時把我們村支部書記的話對他學說，他有點生氣地說：“這個狗東西，什么時候用小品文品他一下。”
　　我們在一起喝著高粱酒。我自吹自擂把發表過的作品--篇篇地說給他聽，他嘴里對我連聲稱贊，但臉上分明是不屑一顧的神情。我知道他的心里根本不服我的氣，果然，酒至半酣，醉意遮著臉，他大聲說：“算了，伙計，你那些作品我都看過，什么呀，根本就不行，咱們高密東北鄉有這么多素材，你為什么不寫，偏要去寫那些你不熟悉的事?什么海島，什么湖泊，你到過嗎?”
　　我不服氣地說：“我們這里有什么好寫的?我不是不想寫，是我想來想去也想不出有什么好寫的。”
　　他說：“你為什么不寫寫公婆廟大屠殺?”
　　張世家就繪聲繪色地給我講起了公婆廟大屠殺的事。他就是公婆廟村的人，好像他的一個親屬也在那次屠殺中受了傷。1938年3月中旬，游擊隊在孫家口村大橋頭埋上了連環鐵耙，伏擊了日本鬼子的汽車隊，經過浴血奮戰，打死日本鬼子四十多人，其中還包括一個少將中岡彌高，幾天后，日本鬼子大隊人馬前來報復，但被指錯了方向，沒包圍孫家口，卻包圍了公婆廟，屠殺了手無寸鐵的老百姓一百零三口，整個村莊被夷為平地。
　　當時，我并沒感到這個故事有多么精彩，但腦子里還是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幾年之后，我考進了解放軍藝術學院，正好又趕上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四十周年，張世家村子里發生過的、張世家親口給我講述過的兄弟爺們打鬼子的故事就猛然地撞響了我的靈感之鐘。只用了一個星期，我就寫出了初稿，又用了一個星期，抄改完畢，然后就給了《人民文學》。又是春節，我在高密休假，收到了《人民文學》編輯的信，信上說《紅高粱》得到了時任《人民文學》主編的王蒙的好評。我想去找張世家向他報告好消息，但鄉政府的人告訴我，說他己經不在這里工作了。他到哪里去了呢?說他去了高密南關，投奔農民企業家王建章去了。《紅高粱》的發表，實事求是地說在當時的文壇引起了很大的轟動，我的知名度也大大提高，不久，張藝謀到軍藝找到我，說是要將《紅高粱》改成電影。我聽了自然很高興，什么條件也沒提就答應了。我相信我是張藝謀碰到的最好合作的小說作者。我相信直到現在我也是最不把自己的作品當回事的作者。這種處處替別人著想、永遠以善意待人、信任別人、忠于朋友的處事態度，在張世家身上表現得很突出。這也是高密東北鄉人的天性。我跟張世家幾十年的友誼就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
　　張藝謀的《紅高粱》劇組到高密拍攝時，我找到當時已在南關采暖設備廠擔任政工科長的張世家，讓他找了一輛車，陪著我回了一趟高密東北鄉。我們找到了孫家口村的黨支部書記，讓他動員農民，把為劇組種的高粱好好管理一下，施施肥、澆澆水什么的。當時天氣大旱，那些高粱長得很差，與我小說里所描寫的高粱相差甚遠。張世家對那個書記說:你小子別一頭鉆到錢眼兒里，把眼光放長遠點，這部電影，肯定會在國際上得大獎。電影得了大獎，我們高密東北鄉得到的聲譽是無論用多少金錢也買不到的!從支部書記家出來，天就下起了雨，張世家仰臉看著天，比我還要高興。他說：“下吧，下吧，下大雨，長高粱，拍電影。”
是不是可以說沒有張世家就沒有《紅高粱》呢?我想還是不能這樣說。但我必須承認，1983年春節期間，我們哥倆在鄉政府大院tao辦里喝那次酒，埋下了一顆紅高粱的種子。《紅高粱》是我寫的，但高粱種子是張世家幫我種下的。寫了《紅高粱》之后，在張世家的引領下，我跟縣里的頭頭腦腦開始接觸，然后才有了《高密之光》、《高密之星》、《高密之夢》等文。從某種意義上看，這些文章也是tao文，但在當時，對宣傳高密、提高高密的知名度，應該說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北京的一些朋友說我:好像《人民日報》是你們《高密縣報》似的!的確，《人民日報》在一年多點的時間內，用三個整版，連續發表關于高密縣的報告文學，這是空前的，是不是絕后的，我就不好說了。當然隨著形勢的發展，我在那三篇文章里提到的人物，有的已經被時代洪流淘汰，有的還在繼續弄潮，按說這也是正常的，我似乎也沒有必要過多自責。回頭想想改革開放之初那些風云人物，還有幾個能站得住腳呢?可見所有的人物最終都是歷史人物，只不過有的挺得時間長一些，有的挺得時間短一些，這也與文壇相類似，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三兩年。
　　隨著改革開放之初那批農民企業家的逐漸淡出舞臺，新一代的人物粉墨登場，張世家就是在這個時候脫穎而出的。所謂農民企業家，是中國社會的獨特產物，它產生的基礎是工農差別和城鄉差別。說句我認為的實話，工農之間的差別，更不用說干部和農民之間的差別，無論是從物質上還是精神上，都不亞于大多數地主和貧農的差別，劉文彩、牟二黑子那種大地主另當別論。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一個身有殘疾的工人，完全可能娶一個漂亮健康的農村姑娘，但很多漂亮健康的農村小伙子卻要打光棍。地主和貧農的主要差別還是在經濟上，但農民和工人的差別不僅僅在經濟上，在政治上也不平等。當然，理論上肯定不是這種說法，這就像共產主義理論非常美好，但依照著這美好的理論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卻大多并不美好。在企業家前面還要加上“農民”二字，這其中的奧妙和深厚的歷史背景，該明白的人不說也明白，不明白的人怎么說也不可能真正明白。中國依靠農民得到勝利，但勝利之后卻并不信賴農民。毛澤東五十年代說過:“重要的問題是教育農民。”難道工人就不需要教育了嗎?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把城里的孩子往鄉下趕時，又說讓他們下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難道幾年的工夫就把那么落后的農民教育好了?難道剛剛還在受著工人階級教育的農民轉過頭來就能教育城里下來的學生？城里的學生，大多數都是工人的孩子，工人階級的孩子，還需要落后的農民來教育？這些事我從來就沒有想明白過。
　　實際上，解放之后，等級制度存在，但等級觀念更強。工人、干部吃的是鐵桿莊稼，退休之后，還可以享受老保，生了病公費醫療。這些特權，讓他們得意洋洋，也讓廣大的農民、尤其是廣大的農村青年羨慕不已。我與張世家在棉花加工廠當臨時工時，暫時地脫離了農村，但又不是吃商品糧的，這種狀態，更讓我們把吃上商品糧、當上正式工人當成了自己的夢想。
　　到了80年代末，大批的農民企業家雨后春筍般冒出來，農民的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在許多地方，農民的生活水平己經不亞于、甚至超出了工人。但在觀念上，工人、干部、城里人，還是瞧不起農民。人們還是想端一個鐵飯碗，1990年時，張世家向我曲折地表達過他的愿望，想讓我幫他活動一下，把農村戶口轉成城鎮戶口。我的心里邊，也認為農民企業搞得再紅火，好像都是一時的熱鬧，真正保險的，還是國營企業。1993年時，我還為妻女的戶口事費盡心思。1995年，我在北京參加一個軍事文學的討論會，一個部隊的老作家，還在會上痛斥鐵道部和民航，罵他們竟然將軟臥票和飛機票賣給發了財的個體戶。這個自詡為“老革命”的人，竟然說：“江山是我們打下來的，他們竟然也坐上了軟臥、飛機!”他的發言竟然還贏得了一大片掌聲。在這個發言的“老革命”和鼓掌的人們心目中，對這些富起來的農民，充滿了鄙視和嫉妒，但也只能是發發牢騷，“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不管你高興還是不高興富起來的農民，該坐軟臥還是坐軟臥，該坐飛機還是坐飛機。
　　我和張世家都有一個為農民企業家搖旗吶喊的階段，但隨著形勢的進一步發展，農民企業家的局限性也日益暴露出來，一大批農民企業家變成了昨日黃花。農民企業家這個響亮的稱號，這個含義深長、具有中國特色的稱號，漸漸地走進了歷史。當然，也有一部分農民企業家脫毛換羽，適應了形勢，生存了下來，但他們己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農民企業家了。實際上，在風云變幻的國際經濟生活中，殘酷的競爭并不因為你是個出身農民的企業家就對你特別溫柔，也并不因為你是全民所有制企業家就對你特別垂青，大家面對的都是市場，誰的產品物美價廉、適銷對路，誰的產品領先潮流、填補空白，誰就發財，誰就發展，反之就走向死亡，張世家現在是天達藥業的董事長，這個幾年前還在為農村戶口煩惱的人，手下卻聚集了一批自愿砸破“鐵飯碗”的大學生、碩士生，他領導的天達藥業已經成為高密市的納稅大戶。他手下的員工工資是高密縣最高的。他向國家納稅，他為老百姓創造了就業機會，他生產的產品滿足了社會的需要，他就是一個為國家做出了貢獻的優秀公民。他是農村戶口還是城鎮戶口己經無所謂了。他是科級還是處級已經無所謂了。他的企業是公有制還是私有制也無所謂了。共產黨--直在說干部是老百姓的勤務員或者說是公仆，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這只是一句美麗的謊言，只有當所有的老百姓意識到是自己納稅養活了干部時，干部才可能變成老百姓的勤務員或者公仆。當你成為一個納稅大戶時，干部們就會上門為你服務。這種關系，才是正常的關系。當你有可能成為一個納稅大戶暫時還沒成為納稅大戶時，干部就主動上門為你服務，這種關系就是更加正常的關系了。
　　張世家不是神，在智力上也不是天才，作為他的多年的朋友，我比較清楚他的思想變化和發展過程。如上所述，他也是隨著形勢的變化而不斷地改變著自己的觀念。但他的過人之處就是他能不斷地否定自己，就像一條不斷地褪皮的蛇。蛇褪皮永遠是條蟲，不斷地褪皮就變成了龍。
　　在前幾年，張世家從我這里獲得“新思想”；近些年來，是我從張世家那里接受新觀念。我從銳意進取漸入頹唐之境，張世家卻一直跌跌撞撞地奮勇前進。現在，他的耳邊已經不乏贊譽之詞，他的面前已經常有人獻上鮮花，但我知道他的日子一點不比過去輕松，就像他自己說的那樣:企業家就像一只永遠吃不飽的狼，他的雙眼閃閃發光，盯著市場。
我想，企業家僅僅像一只餓狼還遠遠不夠，他還應該像鷹一樣飛得很高，看得很遠。當然狼也好，鷹也好，都是有缺陷的比喻，真正的企業家其實就是有準備的、善于抓住機遇的頭腦。
　　近年來，我跟張世家在一起時，總是喜歡回憶過去的生活，我們回憶起當年吃糠咽菜的情景，回憶起在極左路線統治下飽受壓抑的心態，回憶起在棉花加工廠抬大簍子時的艱辛……我們感到，我們這一代人既是不幸的，又是非常幸運的。我們吃了一些苦，但我們畢竟趕上了施展抱負、表現才華的機會;正因為我們吃過一些苦，所以我們才格外珍惜眼前的一切:挫折與成功，幸福與痛苦……

　　　　　　　　　　　　　原載《青年思想家》精華本1999年第1期